2020年11月26日凌晨，广州依然闷热潮湿。从日本回来后，我在酒店隔离了一段时间，百无聊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漫漫长夜，最适合看书。五分钟之内，微信信息不断涌来，全是马拉多纳的照片。直觉告诉我，事情不对劲。

果然，消息铺天盖地，马拉多纳于11月25日中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享年60岁。不是，或者不只是足球巨星、足王、足神这些称号，这些称号可能有真也可能有假。对于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球迷来说，这个男人或许有着很特殊的意义。至少对我来说，1986年率领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马拉多纳的模样，不会也不应该改变。他所向披靡，永远代表着勇气、未来和梦想。1986年以后，有多少中国少年，穿着仿阿根廷国家队蓝白条纹球衣，背后印着马拉多纳的名字，在街头招摇过市。当你实在无法振作起来的时候，想着他，看着他，又或者你可以东山再起，东山再起。

马拉多纳去世后，各方反应积极，足球记者、评论员、老友们撰写了不少纪念文章，以回忆、歌颂、哀悼、缅怀为主，展现了马拉多纳在全球的影响力。其中，阿根廷学者马里亚诺·西斯金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主任）以马拉多纳老友的名义，于2020年12月4日在《哈佛公报》上发表了题为《马拉多纳为何重要》的纪念文章。

提到马拉多纳“是贝多芬，是录制《白色专辑》的披头士四人组——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是绘制《格尔尼卡》的毕加索；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乔伊斯、博尔赫斯；是迈尔斯·戴维斯和比尔·埃文斯的合作；他是一点安提戈涅。”在将马拉多纳与上述杰出人物进行对比后，西斯坎德教授提到了别人没有提到的两个概念：第一，马拉多纳为观众创造了一种颠覆个人主观性的东西，创造了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第二，马拉多纳为观众创造了一种世俗化的神圣体验，创造了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

顺着这样的思路和语境，下面就是以崇高和绝对的名义对马拉多纳的致敬。

二

阿根廷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在南半球截然不同的气候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马拉多纳，或许是对中国口碑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人。

出身寒微，年少时穷困潦倒，却被赋予过人的天赋，先是靠足球养家糊口，然后靠足球名扬天下，再靠足球落魄，最后靠足球成神。这样的坎坷与曲折，正是老马一生的写照。据说老马在去世前，一直惦记着多年前去世的父母，临终时，身边只有一名私人医生陪伴，妻儿相隔甚远，他孤身一人上路，这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写照。谁在路上不是孤独的呢？而马拉多纳，就他并不算漫长的一生而言，这样的孤独，是奋斗与拼搏的一生。我们可以从老马言行的片段中去回忆、去体会，那些耳熟能详的场景，似乎无需赘述，只一瞥那些或许并不为人所知的细节。

1986年6月29日中午，阿根廷与西德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展开激战。这是第13届世界杯决赛。两球领先的阿根廷在下半场第82分钟被顽强的德国人追平。眼看阿根廷即将被逆转，仅仅两分钟后，马拉多纳在中圈送出制胜传球，布鲁查加长驱直入球门。阿根廷和马拉多纳赢得了这场战斗。赛后更衣室里，从意大利那不勒斯俱乐部跟随而来的理疗师萨尔瓦托雷·卡曼多激动地对马拉多纳说：“迭戈，你现在是世界冠军了！你是世界冠军！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马拉多纳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马拉多纳自传》，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然而，近30年后，马拉多纳自己也说，直到那时他才明白，幸福就是让别人感到幸福。

1993年9月5日，1994年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阿根廷队主场迎战哥伦比亚队，阿根廷队0：5落败。布宜诺斯艾利斯河床纪念球场内，悲伤的气氛弥漫。阿根廷人高呼着一个名字，一个似乎与比赛毫不相干的名字——马拉多纳。要知道，马拉多纳那时的体重接近190公斤意甲阿根廷球员，早已淡出了赛场。在获得1990年世界杯亚军后，他过着退役生活——但他在那里，观众知道他在那里。他们高呼他的名字，因为在阿根廷人眼中，如果说有谁能成为救世主，那就只能是马拉多纳。这位出身卑微的足球英雄，似乎从来没有被弱者、卑微者和被压迫者遗忘过。马拉多纳毫不犹豫地在随后的一周内减掉了11公斤，重返赛场。 阿根廷通过与澳大利亚的附加赛，一胜一平，登上了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的飞机。复出后的马拉多纳改造了阿根廷，对他来说，那是从小就反复体验到的美妙感觉：被信任、担当，先战后躲（马拉多纳自传）。在他和阿根廷队夺得1986年世界杯冠军后，实力强大的阿根廷队人才济济，但他们在世界杯的角逐中不是失败就是早早被淘汰，再也没有夺得过冠军。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上带给阿根廷的快乐，在1990年世界杯上几乎重演，至今仍具有持久的影响，激励着人们。

1993年，在阿根廷和丹麦的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单独会见了马拉多纳，对马拉多纳说：“亲爱的迭戈，我们希望你能成为我们国际足联大家庭的一员。”马拉多纳回答说：“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只能推辞，因为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不答应，就先打，再躲。用他的话来说，打、再躲的头号敌人，就是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阿根廷足协主席格隆多纳、欧足联的布拉特等代表的官员。他们安心看着球员冒着生命危险——为了让欧洲观众晚饭后看世界杯，为了赞助费，墨西哥世界杯和美国世界杯都被安排在阳光明媚的中午举行。在炎热的日子里，球员们冒着生命危险。 马拉多纳对后来担任欧足联主席的普拉蒂尼没什么好感：“但也有脱下球衣、戴上领带的人，这个人就是普拉蒂尼，对，就是他，最坏的人。30年前，这个法国人浑身散发着浓重的香水味，说话带着官腔，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说，他一直都是一个两面派，一边和足协的官员们喝着香槟、吃着鱼子酱，玩得不亦乐乎；一边又提出，作为球员，我们应该举起自己的旗帜，应该罢赛的时候就罢赛。他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 （《马拉多纳自传》）“喝着香槟、吃着鱼子酱”、“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香水味”，玩弄权术或依附强者，为了利益而骑墙，这些都是马拉多纳一生的敌人，最大的敌人。

为了对抗这一切不公，右臂上纹着切·格瓦拉、左小腿上纹着卡斯特罗的老马，根本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思考，挑战强者是他的天性。或者说，这样给卑微者带来幸福，给强者带来烦恼，先战后躲，构成了高尚而绝对的前奏。

三

希斯坎德教授曾将马拉多纳与几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作了比较。在他看来，单从观赏性上讲，贝利和梅西已经是顶级的了，但马拉多纳提供的审美品质却独树一帜。这种审美品质是难以模仿的，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马拉多纳展现出了一种撼动观众主观性、超越单纯美的东西。换句话说，在观看马拉多纳的比赛中，很多时候人们能够在迷失自我的意义上升华自我，升华出一种崇高的感觉。

1981年4月10日，刚从阿根廷青年队转会到博卡青年队的马拉多纳首次与河床队交手。两队长达百年的恩怨让这场比赛意义非凡。成立于1901年的河床队和成立于1905年的博卡队都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困港口区。1938年河床队迁往北部富人的努涅斯区后，港口的穷人们觉得河床队背叛了他们。从此，身穿白红球衣的河床队和身穿蓝黄球衣的博卡队分道扬镳。前者代表着富人/资产阶级/食利者，而后者代表着穷人/无产阶级/勤劳者。用来形容两队之间的每场比赛意甲阿根廷球员，“精彩”或者“惨烈”两个词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危险”这个词才十分形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与河床交锋的马拉多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区贫民的期望之下，率队三球取胜。第三粒进球更是毁灭性的，他越过门将和门线上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将球推入空门。比赛一结束，全场河床球迷起立为马拉多纳鼓掌，别具一格。

这绝非偶然。1982-1983年的西班牙联赛杯，以当时最高价加盟巴萨的马拉多纳在伯纳乌球场与皇马相遇。两支球队激战百年，每战皆被称为西班牙国家德比，举世瞩目。本场比赛，马拉多纳上半场得球，长距离奔跑，过掉皇马门将，面对空门，回防的后卫何塞试图对已在门线上的马拉多纳进行拼命铲射，马拉多纳停球过掉何塞，在皇马球迷的狂热中，一脚将球推入网窝。一瞬间，狂热再次高涨，看台上的皇马球迷拿出白手帕，挥舞着，起立向马拉多纳致敬。挥舞着的白手帕有两层含义：皇马太差劲，马拉多纳太强大。 历史上第一次，巴萨球员征服了伯纳乌球场。

马拉多纳征服了对手的球迷。这一刻，河床队和皇马队的球迷可以用康德的话来形容：他们获得了一种“负快感”，一种不同于正常快感的感受，一种难以自拔却又必须赞叹的崇高感——看马拉多纳的比赛，完全是超越了比赛本身的体验。

正如康德所说：“（正常的快感）直接地承载着一种促进生命的情感，可以与魅力和某种嬉戏的想象相结合；但（消极的快感）是一种只能间接产生的快感，因此它是通过生命力的瞬间受阻和随后更强烈的生命力感而诞生的。因此，作为一种兴奋，它并不像游戏一样出现，而是一种在想象的工作中的严肃态度。”因此，那一刻，河床队和皇马队的球迷“不仅在内心被对象所吸引，而且在反复交替地被对象所排斥。崇高的快感不仅包含着积极的快感，也包含着惊叹或敬意，即应该称之为消极的快感”（康德：《判断力批判》）。对于河床队和皇马队的球迷来说，这种崇高甚至带有一点偷窥的不道德性，正如马拉多纳的队友巴尔达诺所说：“迭戈，当你踢足球的时候，就像是在和足球做爱一样。”

或许还不止如此。按照康德的思路，我们习惯称之为崇高的自然界事物，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规则或规律，也几乎不受任何客观原则的框定。它们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常主观甚至任意，而且常常处于康德所说的“混沌”之中。然而，在这种“极端暴力、极其无序、极其野蛮”的混沌之中，崇高自发地产生了，带来了力量和伟大。

在看马拉多纳的比赛时，如果真的忍不住感受到崇高，那么这种崇高就符合康德的前提：（崇高）是既对感官有威慑力又有吸引力的东西意甲阿根廷球员，是直接被感官自身激烈的抵抗所喜欢的东西。这是何等的矛盾，而矛盾中又揭示了康德所看重的“反思性”。人们带着超越感官和逻辑的反思性思维观看马拉多纳的比赛。这个想法在马拉多纳的精彩表现中得到印证。这种反思从客观的个体球员上升到一种无限性——他们自己甚至也参与其中。他们心满意足地感受到一种康德的“目的论”，超脱于事却又感同身受。马拉多纳的表现成为自我反思的外在基础，崇高感留存在你我心中。

马拉多纳为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就康德所定义的崇高而言，想象是有界限的，当观众试图拓展这个界限时，最终会退回到自我，因无力拓展而心安理得地进入“移动的愉悦状态”。马拉多纳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唤起者——唤起崇高。他唤起的崇高是一种消极的愉悦，是对想象自身界限的限制和剥夺——但正是因此，想象和人获得了一种拓展和力量，这种拓展和力量大于失去。

四

虽然赫斯金德是文学教授，但从他的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来看，他想到黑格尔并不奇怪。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者寥寥无几，黑格尔居于首位。但通过马拉多纳在足球场上的行为去思考黑格尔，去思考黑格尔复杂而又充满争议的“绝对”，比康德的“崇高”要困难得多。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我想到了好几个场景。

1986年6月22日中午，阿根廷与英格兰在1/4决赛中展开了生死战。赛前的准备工作充分而有力，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的记忆不仅没有被冲淡，反而对于战败的阿根廷更加强烈。复仇的念头是如此自然。因此，马拉多纳在自传中写道：“1986年世界杯，我脑子里想的不是我们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战，而是我们是为了战场上牺牲的阿根廷士兵而战。为了告慰这些士兵的家属，我们还必须把英格兰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当然，只是从足球世界的地图上抹去。在那一刻，把英格兰排除在世界杯之外，就等于要求英国投降。”

那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为世人所熟知，它告诉了世人什么叫“半个魔鬼半个天使”：马拉多纳先是在下半场第6分钟用手破门，随后又以一己之力攻入迄今为止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球，从“上帝之手”到“世纪进球”，只相差了4分钟。

但与“绝对”有关的，并不是这两粒进球，也不是马拉多纳的阿根廷如愿以偿的“复仇”，而是赛后的一些事情。马拉多纳回忆说，在比赛结束后回到更衣室的路上，一名英格兰球员（史蒂夫·霍奇）问他能否和他交换球衣。马拉多纳说可以，随后两人就交换了球衣。之后，英格兰队的其他一些球员也来到了阿根廷球员的更衣室，互相交换了球衣。这些回忆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两支球队会是敌人的预感。他们非常正常地完成了比赛的各个环节，就像普通球员一样，而且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参加比赛的英格兰球员中没有一个人对马拉多纳进行过诽谤。

这让我想起了法德之间那些恩怨岁月。当拿破仑骑着马穿过柏林街头，摧毁欧洲顽固封建势力时，黑格尔亲眼看到的活生生的“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竟然受到了德国人的欢迎。法国军队就像阿根廷队，马拉多纳就是拿破仑。从足球竞技层面来看，久经沙场的英格兰球员们似乎触及到了马拉多纳身上“历史的终结”的含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绝对的吗？

这样的感觉，在1984年至1991年间，意大利北部的足球豪门也时常体会到。1984年7月5日，24岁的马拉多纳加盟了意大利南部小球队那不勒斯，当地圣保罗球场聚集了8万名球迷欢迎他的到来。要知道，当时那不勒斯队，一支来自意大利南部产煤城市的球队，在意大利足坛可谓是“屈辱”的：每次去富裕的北部城市踢球，只要遇到尤文图斯这样的传统豪门，对方球迷就会打出侮辱性的标语，并从看台上扔下肥皂——脏兮兮的、挖煤的、土里土气的那不勒斯人，先用肥皂洗洗自己吧。 当马拉多纳率领那不勒斯接连击败北方豪门，并在1986-1987赛季和1989-1990赛季两度夺得意大利甲级联赛冠军（这支球队仅有的两次意甲冠军）时，马拉多纳成为了那不勒斯的信仰，成为了所有人共识的代言人。马拉多纳通过自己的工作和技能，连接了那不勒斯的市民生活、市民政治和民族情感，成为了某种精神或信仰的罕见代表，成为了神在人间化身的孤单印证。

更为可贵的是，马拉多纳用他无与伦比的足球技巧，在那不勒斯构筑了一个黑格尔一直想着的世界，在那里，主客不再分明。以足球为媒介，所有人物都忘却自我，沉浸其中，不分彼此。以至于1990年世界杯半决赛，当意大利足协把比赛场地定在那不勒斯的圣保罗球场时，对战的两支球队分别是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和意大利队，那不勒斯球迷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支持谁——带来荣耀的王者在此时成为了意大利的敌人，但那不勒斯人却被老马拉多纳用自己的实力创造了那不勒斯的希望而感动。在这一刻，马拉多纳和那不勒斯人仿佛完美而真实地践行了黑格尔的那句绝对，我就是我们的，我就是他们的。

回到黑格尔，现代社会是“所有原子个体都是平等的，和每一个个体一样，每个人都被视为个体”（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时代，是个体摆脱家庭的中介和束缚而直接实现的时代，是个体回归空虚命运的必然性并重新获得自我意识的时代。在黑格尔看来，这个时代是后伦理时代的普遍性和整体性的假象。不再有夹杂着恐惧的庄严的喜悦之情，人们不再分你我共患难。所谓绝对，是一般/普遍对特殊/个体的征服，是人类将各种理性的但零散琐碎的知识重构为伦理整体，是为获得承认而战斗到底、以自由告终的期待，这一切都指向了整体的伦理归宿。 以足球为媒介，马拉多纳经历了家庭、球队、国家、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人民、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等多维度的递进，对绝对性的诠释生动而精辟。

如果真如博尔赫斯所言，“上帝的背后还有另一个神”，那么，“足球之神”马拉多纳的背后，站着的是崇高与绝对。

五

马拉多纳曾说，他和切·格瓦拉一样，是玻利瓦尔的接班人。作为拿破仑贴身保镖的玻利瓦尔，是否也跟随主人来到了柏林？在临街的大楼里目睹拿破仑骑马进城的黑格尔，是否也看到了玻利瓦尔？后来，玻利瓦尔只身回到美洲，试图在欧洲复制拿破仑的解放事业。这是历史的安排吗？

马拉多纳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他战斗，寻求解放。著名导演阿西夫·卡帕迪亚在他的纪录片《迭戈·马拉多纳》中，称赞马拉多纳是“国际共产主义斗士”：“这个胖乎乎的男人，因为是足球天才，在足球场上掀起了类似墨西哥起义的风暴……他因为个人习惯而多次离婚，但会突然接受宗教洗礼……他可能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也许马拉多纳会带着武器深入丛林，与敌人作战。”当然，这个斗士身上有很多毛病，甚至有过劣迹，比如吸毒、私生子、与黑手党交好等等。但这个斗士并不虚伪，2001年11月14日，马拉多纳在糖果盒球场正式退役时，他说：“我错了，付出了代价，但足球本身是完美无缺的。”

回到家乡后，马拉多纳可以一个人在潘帕斯草原上聆听风雨，自由自在。一个人上路，正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说：“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辉煌，到最后，都需要用孤独来偿还。”曾经的所有辉煌，都将回归平庸和孤独。马拉多纳或许也会引用马尔克斯的话，在远处呼应：“如果上帝给我生命，我会穿得简单，躺在阳光下，露出的不只是身体，还有灵魂。”（马尔克斯：《告别信》）有灵魂的生命，如果呈现出崇高和绝对，就是自由自在。